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和路径。笔者在各地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的调研中发现，信用体系建设不等于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信用体系是一个诚信守信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基于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信用信息系统，可以通过线上服务增强信用信息的效率，然而，也需要线下服务强化信用体系的社会价值。只有线上线下结合，兼顾效率和社会价值，农村信用体系才能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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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乡村金融服务需要解决的是扩大金融服务面的问题，就是要扩大服务边界，包括内容边界、客户边界和空间边界。解决扩面问题的常规途径，过去常常聚焦于改善担保和抵押，实践中两者都很难发挥更大作用。

一方面，受到农村两大财产——受土地和房屋不完全产权现状的制约，农村家庭和小微企业特别是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无法通过土地和房屋抵押获得贷款。最近几年，农村土地和房屋实行三权分置，部分解决了抵押问题。然而，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农村土地和房屋在本村集体范围内流转难度大、市价不高、规模小等原因，农村土地和房屋抵押融资效果不明显。

另一个方面，通过改善担保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的效果也不明显。首先是农村缺乏合格的担保人，部分地方政府建立了政府性的担保机构、信用保障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目的也是要扩大贷款服务范围。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运作机构的风控模型与银行相差无几，甚至直接由银行进行尽调，结果担保也偏向于给条件比较好的客户，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小微客户的难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给优质客户多加了一把保险锁，信贷服务的边界并没有扩大。

自然而然，信用贷款变成了一种唯一的手段，特别是近十年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使信用贷款成为解决农村贷款问题的主角。信用贷款的最大难题，就是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只能通过担保和抵押来防止资产损失。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用体系，这对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分散小额的农村客户尤为重要。在对大多数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的调研中发现，各地都在探索建立适合不同地区情况的农村信息信用体系。

本世纪初，浙江丽水市在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实践中，尝试建立了初级版的农村信用信息体系，接着广西田东县也在其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中建立了信用信息系统。这两个地区通过大量的人工投入，逐村逐户采集农村家庭的信用信息，包括家庭成员、财产、就业、生产、家庭和邻里关系、道德行为和不良行为等信息。采集到的信息被录入到一个农村信用信息系统中，系统给每一个农户进行信用评级，各金融机构根据系统的信用评级结果，结合自身掌握的信息给合格的家庭授信。

当然信用信息系统不等于信用体系建设，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建成一个诚信守信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是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在信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各地逐步推进了信用村、信用乡镇甚至是信用县的建设，这种尝试发挥了信用信息体系的社会治理功能。

这种初级版的信用信息体系，一方面，扩大了信用评分的数据维度，特别是把家庭、邻里关系、道德和不良行为等信息纳入到信用评分考虑范围，解决了首贷户由于没有征信记录难以获得贷款的问题。另一方面，提前给农村家庭进行评分和授信，缩短了农户从申请到获得贷款的时间。随着全国各地到浙江丽水市和广西田东县的学习交流，建立信用信息体系的做法被各地采纳应用。

在应用推广的过程中，初级版信用信息体系的弱点也显现出来，主要是信用信息收集成本高、更新慢。这些弱点被后来发展起来的大数据技术和金融科技所弥补。为此，各地也都在打造升级版的信用信息体系。

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各种信用信息平台，利用金融科技对人们的财产、生产、经营、信用、行为等形成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评价信用程度，并且给予授信。有些平台基于所掌握的数据，用几千个变量从不同维度来给客户进行画像。金融科技的应用，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门槛，提高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突破金融服务内容和空间边界。

当然，数字化的信用信息体系也有它的弱点，一是依赖于大数据，面临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二是非接触式的金融服务，客户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信任。仅靠数字化的信用信息系统，同样很难健全一个基于诚信守信的信用体系。

为了弥补数字化信用信息体系的弱点，各地出现了许多新的探索创新。

一是线上线下结合，线上提高服务效率，线下增加社会价值。数字信用信息平台通过移动终端设备，直接联系接到客户，使客户提前了解银行授信额度，需要时可以快速获得贷款。线上服务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包括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成本和客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附加成本；线上服务的快捷和实时性，打破了常规银行8小时服务的时限，24小时随时可以获取的信贷服务，给用户带来了好的体验；线上服务打破了空间限制，无论是在边远的农村地区还是劳作的田间地头，只要有手机信号，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得服务；更重要的是，由于信用信息平台可以在提供相关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这对提高客户的金融能力大有益处。这种线上随时可用的金融服务，犹如钱包里存有一笔随时可用的现金，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

也许有人认为，线上服务能够给客户带来如此多的好处，还有必要开展线下服务吗？实践证明，线下服务不可或缺。一方面，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互信关系，对于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至关重要。这种互信关系，需要通过线下互动才能产生和加强。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服务本质上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目标，农村金融服务首先要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条件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和文化发展等服务。这些社会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开展大量的线下工作。比如信用村建设，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一种风险防范的措施，对于改善农村社会治理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信用村的建设通过线上很难实现，需要通过线下进行。

二是共同发力，政府专攻政策精准实施，市场专注金融效率和扩面。农村信用信息体系的建设，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基于不同的数据来源，政府和金融科技公司都在建设各自的信用信息平台。政府依靠的是其强大的政务信息，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而金融科技公司依靠市场经营数据和强大的金融科技能力，使服务效率得以提高。

在当前形势下，数据治理仍需健全，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应用、所有权、交易、利益分配等规则制度仍需完善。当前，“数字鸿沟”依然存在，融合各种平台的难度较大。除了加大力度完善数据治理之外，政府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平台可以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政府平台可聚焦于金融政策的精准实施，提高金融政府担保基金、风险补偿、贴息、在贷款等政策措施的效率，利用政府信用信息平台，识别金融政策目标客户，精准实施金融政策。金融科技公司的信用信息平台可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利用政府政务数据和市场数据等多方面数据，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扩大金融覆盖面。

三是相互促进，信用体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信用体系与其社会体系融合发展的探索也是屡见不鲜。信用体系不是一种孤立的体系，与整个社会治理有密切关系。浙江宁波市在普惠金融改革实验区的实践中打造的道德银行，就是一种社会文明与信用体系结合的优秀案例。为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有关部门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补充收集人们的各种道德行为并给予打分，银行根据道德分值的多少，转换成一个道德系数，然后再将道德系数乘以原授信额度。道德系数分值大于1的，信用额度比原授信额度高；道德系数低于1的，信用额度低于原来授信额度。另外，道德系数还用来矫正信贷的利率，道德系数越大，实际利率越低。类似地，还有一些地区探索了信用体系与党建和社会诚信建设的融合，发挥金融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

四是共同发展，信用体系与生态环境文明的融合。乍看起来，似乎信用体系和生态环境文明是两回事。生态环境建设是在原来信用评分的基础上，再加上一道筛选规则，将部分不符合生态环境文明的生产生活行为，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在浙江湖州市和衢州市金融改革实验的具体实践中，良好的生态环境行为也可以增加信用授信额度，个人良好的碳足迹分值同样可以起到增信作用。

总而言之，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确实存在，它不仅源于信息不对称，也源于心理隔阂。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基于大数据和金融科技建立的高效率的线上信用体系加以缓解。而心理隔阂只能够通过线下互动加以消除。线下互动还能使信用体系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金融不是孤立的，做好农村金融有时候需要跳出金融做金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